何绍甲先生（1904～1999年），字乙冰，广东番禺人。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学术专长是心理学和音乐，集教育家、心理学家和音乐家于一身。他博学多才，兴趣广泛，书法、篆刻虽是业余爱好，但成就也相当高。是中国心理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1904年 农历6月26日出生于广东番禺大石镇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何应天是当地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
1912年 8岁在乡读私塾，幼承庭训，儿时即随父学书。每逢新春佳节，父亲为乡民书写春联忙不过来之际，他就欣然代笔，因此，少年时期的书法已在大石镇冠盖群伦，蜚声乡里。
1918年 14岁离开大石到广州继昌小学读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
1919年 在广州考入八桂中学，开始受到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参与“五四”运动的宣传工作。
1923年 中学毕业，考入广东高等师范社会科学部就读。
1927年 高师毕业，转入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学习。一面读书，一面在八桂中学兼任教职。
期间曾与乡间同好组成“博雅书画社”，共同研习书画艺术，每年举办社员作品展览一次，并出版一期书画特刊，对家乡的青少年有良好的影响。其时他的书法作品已深得同仁师友的称誉。
1929年 在中山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留在中大附中任教。同年，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学系同学冯慧子女士结婚，先后育有两男一女：长子何化均、女儿何涟漪、次子何化万。
1930年 任中山大学附属小学低年级部主任，兼任中大附中教员。
1931～1933年 离开中大附小。协助黄庆先生在番禺南村创办番禺县立中学，任番禺县立中学高中部（师范科）主任。学校筹办期间倾注心力，事事亲力亲为。
先生对陶行知的平民教育理论十分推崇，主张德、智、体、美、劳五育结合的正确办学方向以培养社会新人。办学过程中大胆采用了一系列求实创新的改革措施，诸如：1．重视农业劳动实践。亲自指导学生下田耕种，每造收成后全校师生同餐一顿新米饭，共庆丰收。2. 重视艺术教育。师范生是未来的教师，除教好本职专业课外，还要指导学生开展多方面的课外活动，必须具备多种才能方能胜任工作。为此，他对美术和音乐的训练十分重视，特别设置一个美术室，备有画架、画板、石膏人体模型、动物标本、花草物品等供上课用，亦可让学生课余在此继续习画。又专设一个音乐室，内有指挥台、乐谱架等设备，还亲手改造一批中国乐器使之适合十二律的音阶。每个学生均发给一件乐器，供课堂上受教、课后经常练习之用。后来用这批乐器作公开演出时效果不错，令人耳目一新。3．不断探求新的教学法。当时一般学校普遍采用注入式教学法，死气沉沉，久已为人诟病，但新的教学方法尚未确立起来。为打破沉寂，摒弃“注入式”，在中大附小试行 “单元中心教学法”，即各科在同一时期围绕一个主题、一个中心教学，使学与用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突出重点。在高中部试行“道尔顿制”，即在教师指导计划下，学生以自学方式完成作业的方法，以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当时，这些改革措施确实是非常大胆的尝试，效果十分明显，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也因此吸引了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学习，得到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认可和热情支持。
1934年 年初因番禺县长易人，县立中学校长黄庆遭排斥而被迫去职。新校长到任后，总以旧眼光看待学校的新事物、新气象，使先生自觉无法开展工作而萌生去意。此际适逢勷勤大学教育学院拟新办一个幼稚师范班，院长林砺儒属意他出任该班班主任。先生本来对陶行知的幼稚教育理论和实践就十分崇拜，觉得这工作大有可为，遂决意辞去番禺中学的职务赴任勷勤大学幼稚师范班班主任。
当时任课教师奇缺，该班开设的课程除语文、体育之外，其余所有主要科目如幼儿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幼儿园各科教材教法、图画、手工、钢琴、实习等课程均需先生一人承担，难度甚大。其中尤以钢琴课为最，因为每个学生程度、进度不一，而钢琴课通常都要因人而异，个别施教， 30多人的大班授课，实在难以顾及周全。面对众多的难题，唯有更加积极钻研业务，开动脑筋想办法，最后釆用了集体与分组、自学与互学、课内与课外结合等多种形式教学，成效显见，既解决了当时师资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又使每个人毕业后就业均能应付裕如、适应工作，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幼教工作者。
1935年 与岭南印人黄文宽、陈大年、莫铁、李泽甫等10人在广州组成吾粤较早研习篆刻艺术的“天南金石社”。社址初时设在广州文明路黄文宽律师事务所内（今文明路消防队附近），后迁至永汉北路（今北京路）222号。每逢星期例会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彼此各携习作互相观摩，切磋交流印章艺术。至1937年日军侵华，战火漫燃及穂，社员星散，活动告辍。
先生对篆刻曾下过苦功，没有师承，完全是自学。白文学汉印，朱文学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先生擅治印，除自用大小印章均为自己所刻外，亦时为满足亲友同好所求而刻。如在1947年曾应时任文理学院教授徐锡龄先生的要求刻一方汉文名印“萧伯纳”，以备徐教授赴欧洲考察时送赠英国文豪萧伯纳。当年已逾九旬高龄的萧翁受印如获至宝，欣然笑纳并再三致谢。何老为萧翁治印一事亦已作佳话流传。（详见《南方周末》1984年2月25日第一版）。
1937年 年初，番禺中学因时局紧张及经费不足而停办。先生闻之痛心疾首。为振兴番禺教育事业计，毅然辞去勷勤大学的教职再返番禺，联合有识之士共商复校大计。几经艰辛，学校终于得以在1937年秋正式开学，先生出任校长。因校址设在原贲南书院，故校名改为“贲南中学”。先生当年办学的决心、胆识和理念深得社会各界人士赞赏。
1938年 广州沦陷，几经艰辛创办起来的贲南中学校舍遭日冦炸毁，学校被战火吞没，先生遂携眷到香港的华侨中学任教。
1941年 在香港知用中学九龙分教处任教导主任。
1942年 香港沦陷，同年五月先生携眷离港返穗，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
1943年 秋，从广州辗转到粤北韶关，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讲师。
1944年 春，韶关告急，先生随文理学院疏散到连县东陂。同年秋，留在连县东陂任西溪中学教导主任。
1945年 秋，在连县华侨第三中学任训育主任。抗战胜利后即携眷回广州，在中山大学研究院任助教。
1946年 抗日战争结束，百废待兴，先生此时受任在番禺市桥复办番禺师范学校之重托。名曰复办，实则新办。因抗战前番师校址在禺北，战后校址改在市桥，一穷二白，一切均须重新安排，于是三返番禺，为重建番禺师范学校再倾心血。学校在1946年秋正式开学，先生受聘为校长。
后来，随着内战爆发，国民党当局以“防共”为名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先生当时的民主思想及言行，诸如组织学生在市桥公演讽刺国民党官场黑暗腐败的话剧《裙带风》，并亲自参演角色等均引起当局不满，甚至与其他进步教师一起被监视盯哨，以致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于是辞职离校。
1947年 复入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任副教授兼任秘书。
1949年 升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正教授兼任秘书。
1951年 任华南师范学院教授。
1952年 被华南师范学院选派到北京师范大学跟随苏联专家彼得鲁谢夫斯基进修心理学，为期两年。期间对辨证唯物主义和巴甫洛夫高级神经学说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尤其对自己在中学任教时已懂得操作的催眠方法、而当时却未能作出科学解释的催眠现象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其实催眠现象并不神秘，催眠状态中的种种怪异行为，不外是大脑神经细胞兴奋与抑制相互作用，以及两个信号系统活动中的特殊表现而已。此后，先生在心理学教学中每为学生做催眠术示范时，都运用巴甫洛夫学说解释如扶乩、请仙、问米、游天堂等民间迷信活动，其实都是变相的催眠现象，教育学生要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武器去破除迷信。此法效果甚佳，致有当年受教的学生在二三十年后重聚时谈论及此，仍然津津乐道。
1957年 被错划为右派，其后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作为教授，不被允许再站讲台传道授业，而是长期被安排在华南师院教育系资料室做资料搜集、整理、誊写和转发等事务性工作。先生虽身处逆境，仍然泰然处之，自强不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坚强面对当时发生的一切。
1965年 在华南师范学院退休。先生退休后仍然寄情于工作，热心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服务，工作虽然琐碎、平凡、微不足道，但他干得很开心，感觉很充实。同时，学术研究工作亦不曾丢弃。如同他1965年3月在《退休书怀留赠》诗中写的“春风著意换人间，向晚逢辰得解鞍。坐食于心犹有愧，自强虽老不能闲。”“幸有前車堪鉴后，焉知来者不如今。琴书尚识将花眼，风物能明未悟心”诗句一样，正是先生虚怀若谷、宠辱两忘之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
1966～1968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即难免受冲击，被围攻，遭批斗，终日心惊胆颤，寝食难安。
1969～1971年 “文化大革命”中期，时年已六十多岁，抱着病弱（患严重胃病）之躯，仍被勒令下放到粤北韶关西联芙蓉山的华南师院五七干校接受政治审查，每日还要到山野上放牧群羊，实行劳动改造。1971年返回广州。
文革”期间，生逢乱世，人人自危，犹如惊弓之鸟，饮食起居尚且无法正常，更遑论研习音乐、写书和作画！一切学术研究无奈被迫中止。直至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才得以重温旧业，惟因先生此时年事已高，篆刻方面已因目力不逮而封刀，只在心理学、音乐、书法等方面的研究继续勉力而为。
1972～1975年 “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当时华南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因有五位年轻教师不会弹钢琴，对唱游课感到很棘手。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园领导的请求，每周义务教两节钢琴课，直到她们能独立完成教学任务为止。
1982年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招收了30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开设了钢琴课，但系里只有一名钢琴教师，鉴于钢琴课教学的特点一般是个別教，最多是小组教，一个教师在同一时间无论如何是教不了30人的。先生理解学校的困难，毅然答应了系领导的请求，在年近八旬、阔别讲台近三十载后重返教坛，为该专业学生义务教授钢琴课至毕业。
1985年 应广州市精神病院的邀请，到医院给医护人员作“催眠术与精神病”的专题报告，现场示范催眠术，教授与会者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并就如何运用催眠术医治精神病人提出意见和建议，深受医护人员的欢迎。
1986年 4月11日，“何绍甲书法展”在番禺沙湾留耕堂举行开幕式。广州书画界名家廖冰兄、秦咢生等前往出席。
1987年 经潜心深入研究多年，写成有关配乐诗歌方面的专著《汉语歌词规律初探》一书（该书的初稿已写好多年，后经重新整理修订付印，并经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谭林先生校阅，于1987年3月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10章近16万字，内容从语言结构、诗歌的韵律与音乐的韵律、体裁等方面，排比古今，类通中外，找出它们相互协调的原则，指出为词谱曲、依曲填词的正确路向。此书在探寻中国歌曲字音与乐音谐协规律方面、为诗歌韵律的革新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得到了行内人的充分肯定，认为该书是作者“毕生心血的结晶”，在诗歌韵律革新方面“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关于诗歌韵律革新，何先生是提出了一套创造性的完整方案的”“实践证明了何先生所提的方案是切实可行的。”（详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三期杨明新先生撰文《诗歌韵律革新的可喜尝试——评何绍甲<汉语歌词规律初探>》）。
先生精于乐律，音乐造诣颇高。究其原因，除了天资聪颖，兴趣爱好广泛之外，绝对是与他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学习、探索、实践和钻研密不可分的。
少年时代已经好玩各种中国乐器，拉、弹、吹、打都能掌握。及长，觉得中国乐器音域太窄，无伴奏，太单调，乃改习西乐，学拉小提琴和弹钢琴。抗战时期因迁徙流离遂告停顿，但对音乐兴致并无稍减。及后，又改习和声作曲。
早在番禺中学、贲南中学、番禺师范任教时，以及在抗战期间就活跃在乐坛上，曾创作过《爬山歌》《校运会之歌》等多首歌曲教学生演唱。又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立“抗日救亡工作团”，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教育民众。其中的“锄奸队”采用口头讲演的方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恶行径；“话剧队”和“歌咏队”则以艺术形式深入到南村、罗边、员岗、梅山、里仁洞、坑头等乡村演出先生自编自导的话剧《烙痕》《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在避居香港时，写过多首抗战歌曲，全部用五线谱附以钢琴伴奏印行出版。还编著过一本《混合音乐教本》作为中学音乐教材，由开明书店印行出版。教本将视唱练习、歌曲、乐理三部分内容循序渐进地有机结合起来，由于深入浅出，当时的许多学校都乐于釆用。此外，还将一些单音曲调改编成合唱曲或合奏曲，或替一些单音曲配上钢琴伴奏，用于教学、训练和音乐团体的演出。
在改造中国乐器方面也下过功夫。三十年代在番禺中学任教期间，曾尝试把弦乐器改成适合十二律音阶、有半音、能转调。又将竹笛按两手十只手指的方位加开按孔，吹奏时十只手指都用上，便可以吹出十二律音阶（十孔连全按可以吹出第十一个音，另一个音可用半放吹出）。这样的笛子更适用于一些多转调、多半音曲调的吹奏。先生还能用一种普通木工工具——钢锯作为乐器，成功拉奏出如“小夜曲”“月光曲”等曼妙的乐曲。之后用这些乐器演出均大获成功，赢得满堂喝彩，观众无不啧啧称奇、拍案叫绝！
先生多才多艺，自幼就喜欢读诗，及壮，好写旧体诗自遣。有寄情山水、感悟人生的《西溪书院晚步》《除夕》《偶成》《赠友》《病后闲居答赠》；有咏物寄意、感事书怀的《甲申秋日违难连城感悟作》《夏休忆鼎湖》《退休书怀留赠》《忆旧》《咏热带鱼》；有赞美祖国壮丽河山的《游鲸口岩》《鲸岩石乳》《游湟水岩》；有讴歌新中国建设事业日新月异、成就辉煌的《国庆献辞》和《访台十詠》等。诗作多为1944----1965年间写就，迄今尚有三十多首诗稿结集留存。
1988年～1989年 88年一月，应邀为原“天南金石社”老友李泽甫先生题写《李泽甫印集》书名并作序。同年又分别为《康有为论著与研究丛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的《康南海政史文选》《康南海哲学文选》《康南海经济科技文选》《康南海诗文选》等系列图书题写封面。
期间， 香港某出版社拟出版一本以赞美长江三峡的诗词为内容、以书法和摄影艺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书画册，书名暂定为《三峡颂》。先生应邀承担该书书法部分的创作，业已用不同的书体写就有关长江三峡的古诗共28首（附释文）。后因故未能出版面世。
1990年 先生应邀撰写由广东省电教中心策划的《中国书法知识》（音像教材稿），受众主要是大、中学生，内容共分七个部分：1．有关书体演变的知识；2．有关书法流派的知识；3．隶书名迹介绍；4．北魏书名迹介绍；5．楷行草名迹介绍；6．书法名迹荟萃的地方；7．与书法有关的书写工具、用印、作品规格等知识。
1992年 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何绍甲自书诗联》一书（该书入编“岭南书艺丛集”，叶燿才先生作序，王贵忱先生封面题签）。此书是先生逾八旬后的书法作品集，收入了先生分别用汉碑、魏碑、行书、草书、小楷各书体写就的自撰诗词50多首，自书《石门铭集联》56对，体裁有条幅、中堂、对联、四屏、长卷、扇面、橫披、册页、诗稿、集联等多种形式。有书法家对该书评价甚高： “先生所书的石门铭集联，尤得古人神髄。写来若不经意，实则字字千锤百炼，在闲雅从容之中自见其鶱举的意气”；先生的作品“继承了岭南书风的优良传统，即能妙造自然，又能自出新意，格韵俱高，在当代全国书坛中也是不可多得的。”（详见《广州日报》1993年3月31日第十四版-书画艺术版刊登的陈永正先生撰文《岭南书风与何绍甲的书法》）；先生“研习诗词、书法金石近八十载，素以功力深厚，风格独特的汉魏碑体见称于岭南书坛。”；“今见何老撰书‘石门铭集联’近六十对，联语意境空阔，妙句迭出，碑字坚质浩气，情深韵古，既避北朝碑之粗率鄙拙，又矫近人刻意斑驳、拳曲作古、狂怪为新诸弊，融诗境哲理墨妙于一炉，补千年之厥，可谓现代碑学难得的墨宝。”；作品集“较全面地体现了这位学者书家的书法风貌，是岭南书坛的又一力作”（详见《广州日报》1993年9月2日第十一版-艺苑版刊登的叶燿才撰文《良工不示人以璞－－介绍〈何绍甲自书诗联〉》）
先生在书法艺术上能有此成就，盖因其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受家教熏陶，儿时就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早年以临习晋帖为主，“兰亭序”“圣教序”等均经多次临摹，中学时代其作品已深得师友赞誉。中年以后，逐渐对汉魏碑刻发生兴趣，搜集大量汉魏碑刻拓片展读细研并加以珍藏，传世的汉魏碑板及摩崖石刻几无遗漏，有影印本则临影印本，原张拓片无影印本的则双钩钉装成册再临。汉碑方面以张迁、礼器、乙瑛、石门颂、西狭颂、鲜于璜碑阴等用功最多。魏碑方面主要临爨龙颜碑、张猛龙碑、石门铭、郑文公碑及云峰诸石刻、龙门造像、泰山金刚经、映佛岩摩崖刻经以及部分墓志等。到晚年则撷取众长，融会贯通，不拘囿于一碑一帖，无论隶书抑或楷行都独创出自己的风格，深得社会人士赞美。素以功力深厚、风格独特的汉魏碑体见称于岭南书坛。
先生晚年更专注于草书的研习，对二王的今草和张旭、怀素的狂草都十分景仰，但他学习草书的方法与学习汉魏碑板不同，他从不对草帖临摹，只是对帖欣赏默记，同时用手指照帖字的笔势来回划动，熟练之后才用笔一气呵成默写出来，取其神而不一定取其形。因此，他的草书精神气势都十分酣畅，绝无草率粗野之病，已进入“笔画坚而浑，体势奇而稳，章法变而贯”的通会之境。
先生晚年的书作以写汉隶、魏碑、行草三种书体为多，慕名而来索字求书者甚众，他亦从不推辞，总是慨然允诺，欣然命笔，泼
墨挥毫，作品送赠予人可谓不计其数。其间，先生也曾自撰“皂白青红神犀妖镜，嬉笑怒骂苦口婆心”对联一副书赠漫画大师廖冰兄先生，深得廖冰兄先生钟爱，认为“是对他一生最精辟的写照”，是他最喜爱的“定评”，并将他最喜欢的这副对联在居所悬挂多年（详见《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新快报》在2006年9月23、24日的相关报道）。
先生之人品、书品均受到同仁及后学的敬仰。他常年被省内外多个书法团体聘为顾问，作书法专题演讲、辅导和示范，甚至乐于展示自己珍藏的碑刻拓本供书法爱好者欣赏、学习。还经常应邀参加省、市及全国性的各种书法篆刻作品展览；乐于参加社会公益性的书画义卖和即席挥毫等活动；省、市、学校领导或学者出国考察访问，时有请他书写作品馈赠国际友人；澳大利亚的“中国园”落成时也请先生题写庭院匾额；广州海日书画研究会在美国举办的中国书画展览也有先生的作品参展。先生精湛的书法艺术远播欧洲、美洲、澳洲、日本、香港、澳门、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广结善缘，对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深得社会之好评。
1999年9月23日先生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
何化万 余少珍
（ 编撰者：何绍甲先生儿、媳）
2017年12月 |
